"不是到处都有危险吗？都是一样的。"柬埔寨的一名年轻中国性工作者小梁（化名）平静地解释道，以回应 CLW 工作人员关于她之所以前往柬埔寨这一高风险国家的选择。
近日，CLW 工作人员访问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希望对当地由中国人经营的网络诈骗活动进行一些调查。由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柬埔寨当局与中国执法部门在几个月前出台了专项行动合作打击网络诈骗和赌博集团。这也反映到了实地的情况。CLW访问期间，我们发现网络诈骗集团在金边占据的许多建筑已经腾空。
然而，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生活在柬埔寨社会边缘的中国性工作者。
在实地考察期间，CLW 的工作人员访问了一些讲普通话的中国女性性工作者，她们分布在中国游客和商人经常光顾的街道和社区的按摩店、理发店、桑拿浴室和其他服务场所。在柬埔寨的一些中国人微信和 Telegram 群聊中，性工作者也十分活跃。她们与柬埔寨当地人截然不同的外表以及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特点立即引起了我们对人口贩运的警惕。
经过一番追问，一个更加复杂的背景被揭开了。据我们在其中一些服务店里暗访的妇女说，大多数在柬的中国性工作者在国内也从事过这一行业。她们通常属于自愿来到柬埔寨从事同样的工作。一到柬埔寨，她们的中国护照就被收走了。她们中很多人还被禁止离开她们的服务场所。她们在店里吃住，工作，和休息。周围的女孩和她们的工作场所成了她们的整个世界。
问题在于，她们为什么选择了柬埔寨？
"[因为国内]有太多的耻辱了。在这边，没人认识我，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小唐（化名）是一名在柬埔寨从事性工作的中国女性。从她的陈述中可以看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对性工作者的个人打击和公开羞辱。
"我知道这边是很危险，但还是来了[柬埔寨]，"另一位年轻女性小燕（化名）说。"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性工作者]没有一点尊严的。
在 CLW 工作人员与柬埔寨的十几名妇女交谈中，小燕和小唐谈及的尊严问题并不是个别问题。许多人认为，缺乏尊严和羞耻感是她们选择出国工作的原因。但是，是怎样的羞耻感能促使妇女背井离乡，冒着被贩卖的风险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国家？答案就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在中国所遭受的公开，多层次的羞辱。
在中国日益压抑的环境中，性工作者的待遇也同样越发压抑.
中国政府经常性地在各种政策和其他文件中将性工作定义为 "毒害 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有损 "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正如下图海报所示。在这种官方说辞下，地方政府经常性地开展公开羞辱运动，点名羞辱当地社区性工作者的情况 并 不 罕见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小城镇，公开羞辱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准做法。性工作者个体被诬陷为 "毒害 "公众和破坏社区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20 年 11 月，南方城市长沙的社区办公室和派出所开展了一次 联合专项行动 打击社区内的性工作活动。在居民社区的街道和角落张贴公告，警告"...从事卖淫的人员"，一旦发现，他们的"...工作单位、社区和村干部、家庭成员以及公众都将被通知。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警告已经付诸行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 2021年，上海执法部门通知复旦大学，该校有三名学生因在校外从事性工作而被拘留。随后，复旦大学开除了这些学生，并在校园内张贴了开除决定。通告中注明了他们的全名。这一事件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讨论，而这些学生也不断遭到互联网”开盒“和公开羞辱。
2022 年 7 月，江西省西南部的一个地方派出所在其辖区内 设公告 张贴 "误入歧途的妇女 "和 "违法租户 "的模糊照片。 在2023 年，浙江省公安厅在网上发布帖子， 公布"...群体淫乱" 者的姓名、罪名、家庭住址等信息。
在中国性压抑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公开羞辱对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尤其致命。
在法律上，虽然根据中国大陆现行法律，性工作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性工作者经常面临公众的羞辱和政府周期性的运动式打击。在执法过程中，法外拘留、暴力、任意拘留和罚款等不当行为 比比皆是。.
在这种大叙事下，性工作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然而，与中国对性工作的个体化、污名化的叙述和对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系统性和持续性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城市的巨大变革。但这种发展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在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填满快速发展的城市的同时，璀璨的城市灯光和广告牌下是在社会缝隙中生活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有时奔波数百公里，仅仅是在城市中寻找任何一点可以落脚的机会。
贫困、缺乏机会和欠发达迫使中国农民工离开家乡。但是在城市中，困于他们出生地由于 户口 产生的限制，农民工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被排除在城市医疗、住房和教育系统之外。 中国大概三亿的农民工， 不论男女，都被视为某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所称的中国的 "低端人口“他们受到各种形式的虐待和不平等待遇，包括定期清查、低工资、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缺乏保护以及其他无尊严的待遇。他们穿梭于城市的阴暗角落，从事着最肮脏的工作，却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和社会安全网。据官方统计，2022 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仅为 $630 ，但他们却是中国的后备劳动力大军，支撑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增长。
在寸土寸金，远远不会成为他们的家园的中国城市中出入，大多数农民工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他们为了钱，为了家人生计年复一年地离家再回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最后能带着钱回家，他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如今在中国经济进入动荡期，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更是如此。
而性工作正是一种能赚钱，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因此，尽管存在污名化和强烈的社会反弹，很多女性仍然从事这一"出卖尊严"的行业。据估计，中国大陆的性工作者人数已超过 1000 万。但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有些人选择出国从事性工作，以摆脱沉重的污名。
耻辱和污名化将妇女带到国外，但在国外从事性工作也有其自身的弊端。事实上，中国妇女描述的情况与性贩卖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首先，老板很容易控制这些外国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妇女抵达柬埔寨后，会被要求交出护照。此后，她们的出入和行动往往受到严重限制。陪酒女要靠老板接送。根据淡旺季和场所的不同，一些女性可能需要每天工作长达 10 个小时。互联网上流传的柬埔寨网络诈骗和人口贩卖的消息也吓得这些妇女不敢出逃。
由于缺乏当地语言技能、法律地位和社会关系，大多数受访妇女在食物、房租、水电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完全依赖于她们的老板--而生活产生的费用也成为了她们需要定期偿还老板的债务。这种情况下，金钱也成了另一种控制手段。有些人还借钱支付前往柬埔寨的旅费，这更让她们承受了更大的工作压力以偿还债务。
根据我们的采访，中国性工作者需要将收入的 30% 至 70% 交给老板，此外还要支付老板的生活费用。如果她们无法获得稳定的客源，最终还可能倒欠钱。这些女性还必须通过老板的介绍或客人自身上门才能与客户取得联系，并被严令禁止自主联系任何客人。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可能会受到暴力惩罚。
"你老板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去联系客人？" CLW 调查员问道。"他们会搜我们手机，"性工作者小林 低声回答。"她还补充到："如果被发现的话，会被打的。“
小林并不是唯一受到这种待遇的人。与 CLW 工作人员交谈过的所有中国妇女都报告了类似的待遇。
一种威胁感和被禁锢感始终存在，贯穿了这些妇女的经历。其中一位受访妇女小陆的陈述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确实想走[离开这里]，但[除了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然而，面对家乡人的鄙夷，这些妇女似乎也只能认命。小陆也在后来的谈话中平静地补充道："是这样的啦，只要能赚到钱就行了。“